回来以后

编者按:

这是上大新世纪宿舍保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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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还差两分钟到十点,沈林全一边拔下正在充电的手电筒,一边对旁边坐着的屠建光说:“我去吧。”


斜倚在椅子上屠建光仿佛没有听到沈林全的话,顿了几秒,眼睛稍微睁开了些,用手揉揉眼睛,又扶了扶椅子把手,才声音微弱地开口:“我来我来。”


沈林全却没等屠建光起身,拿着手电筒走出保安室的门,“我来也一样。”



一万步的路程


沈林全和屠建光是上海大学学生宿舍新世纪大学生村前门的保安,他们的工作是保卫新世纪学生的安全。巡逻是他们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早上2次,下午2次,晚上七点到十点,每小时1次,凌晨十二点到四点,也是每小时1次,每天共有13次巡逻。


这一趟本来是轮班轮到屠建光,但他最近过于疲惫,于是沈林全决定帮他走一圈。


从新世纪的保安亭出发,沈林全在三幢和五幢之间的路口右转,走到新世纪边缘位置。刚下过雨,两旁杂乱的草丛还湿漉漉的,中间明显是因为有人经常而留下的痕迹,“这条路是我们窜出来的。”




新世纪边缘的小道


在楼的侧面,沈林全举起手中的一个蓝色机器,在水管旁边不起眼的点扫了一下,算是打卡考勤。据沈林全介绍,这样考勤的点全新世纪一共18个,打卡是为了方便武保处查询。现在是上半夜,巡逻一次大约30分钟,后半夜的考勤点比前半夜多,巡逻一次大约40分钟。



打卡点之一


沿着这条路,走到新世纪后门,继续向前是新世纪旁边的汇丰河。今天下雨,河道旁的点都不用去,沈林全带记者走了一段。河道旁的路越往前越窄,走到23号楼的位置,前面就越发难行,他便绕到大路上来。


绕着新世纪巡逻一圈,大约走了2500步,平均每人每天巡逻四次,计算下来,一个人至少需要走10000步。除了巡逻,保安的工作还包括管理新世纪进出人员车辆和门口的秩序安全,每天立岗,一小时一班。


在立岗时遇到的不配合的人不少,“有的人告诉他门口不能停车,他说停两分钟,再告诉他两分钟也不行,他门一关就走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沈林全很无奈,只能用劝解的方法,“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算维护秩序。”


沈林全看着湿掉的鞋子,“我们还是很累的。”


二分之一的人生


沈林全巡逻完回到保安亭时,屠建光依旧斜倚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假寐,神情疲惫。屠建光的疲惫却不仅是为了工作,更多的是因为家里的母亲。




新世纪前门保安亭


他的母亲80多岁了,如今生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他既感到压力也感到愧疚。他今年63岁,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却只有34年,是人生的一半时间,因为他的另一半人生在贵州。


四十五年前,他刚18岁,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贵州遵义,投入三线建设的洪流中。


三线建设发生在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下,指的是自1964年起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所谓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


贵州处于三线腹地,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备战,又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成为了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


到贵州遵义后,屠建光在长征电器厂工作。贵州长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上海内迁至遵义建成的西南地区最大的电器生产企业,当时的技术是由德国引进的,在全国处于先进的位置。屠建光回忆起九十年代上海有人到遵义要图纸的情形,“差点上飞机,被我们在飞机场截下来。”谈起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声音不再像刚才那样有气无力,突出自豪的神情,“我们是上市公司,有名的啊!”


他在遵义工作将近三十年,从安装开关的学徒到教人安装开关的师傅,再到老师傅,最后到生产科。生产科负责领导整个厂的生产,屠建光的工作是将订单汇总后,计划每个月生产的零件类型和数量,“一个开关上有很多零件,很多螺丝,差了一个,都装不起来。”刚开始做计划时,他也出过错,仓库里刚好有东西才弥补了他的错误。


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和当地企业的崛起,三线建设内迁的工厂受到了冲击。当屠建光开始负责生产科时,厂子的生意已经开始没落,工人从1000多人逐渐减少为100多人,“当我熟练起来的时候,也到了回上海的时候。”


三线回来的人


“我回来是内退,当时将近50岁。”屠建光说。


内退,全称“内部退养”或“内退内养”或“离岗退养”,这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办理了退休手续,只是在单位内部的一种近似退休待遇的办法,办理内退的人员可不在单位工作,但每月可从单位领取一定数额的内退费。


内部退休后,屠建光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块钱,除去保险费用,还剩下400多。由于工资太少,他先后在青浦、嘉定等地的私营电器单位打工,“私人单位说不要就不要了,能干多久干多久。”


这些工厂相继倒闭后,他来到上大做保安,今年已经五年了,每月的工资是2019元,上海市最低工资。




屠建光在前门立岗


在新世纪后门值班的保安朱军阳与屠建光的情况类似,都是18岁离开上海到贵州。朱军阳在贵州贵阳军工厂工作,到贵州之前,他经过两年在上海的成套培训。在贵阳的日子过得很平淡,“单位里吹喇叭,就上班,再吹喇叭就下班。”


后来他结识了从东北内迁的妻子,于是在贵阳成家,生下小孩。有家庭,有朋友,但是他还是很想念上海,每一年回上海探亲后,都是流着眼泪回贵州,“实在太苦了,太枯燥了,交通也不方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原来为准备战争突然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诸多困难。


为了解决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三线建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决策。


朱军阳所在的军工厂也开始了“军转民”的产品结构调整,工厂需要的人越来越少,朱军阳开始“自找门路”,“当时政策,没有满60岁不能回到上海。”


于是他在2006年先到了浙江打工,因为“单位人太多,像我们这种条件就提前退休,让年轻的人上岗”,他也成为内部退休的一员,但他的工资却比屠建光高上许多,退休工资四千多,是按照浙江的退休标准,“贵阳退休的同事就是两千多,地区差额不一样。”


“我们为国家贡献最多,得到的待遇却最少”


沈林全每月的退休工资也是两千多,他不是三线人,但他和朱军阳、屠建光一样,少年时离开上海,年老时回到这里,时代对他的称呼是“知青”。


在中国,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或兵团务农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咱们这些人,说知青,其实是没有知识的。但也算知青,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沈林全1971年到黑龙江,只有17岁,在东北呆了37年,回上海时已经54岁,他如今讲话每次开口都喜欢用“咱们”,一口地道的东北口音。


据上海市劳动部的统计,截至到1978年末,上海知青赴黑龙江上山下乡总人数165186人,其中,建设兵团农林场138140人、插队落户27046人。


沈林全就在林区工作,屠建光说他是林区的森林警察,沈林全却说自己的工作是“抬木头”,“我在牡丹江也干过一番事业,但人有高也有低的时候,就像海里的浪,有起有落。没什么意思。”


回到上海后,他曾在大场镇街道做过一段时间保安,来上大差不多半年时间。对于以前的事情他不想再提,表示只想把自己的活干好,不愿意比人家好,也不愿意比人家不好,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我们为国家贡献最多,得到的待遇却最少。”


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开了订阅号“知青网”里的一条消息“知青歌曲全集”,轻轻跟着唱起来“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


(应受访者要求,沈林全、朱军阳为化名。)